我的第一台叫做岘华，像个面包机一样的，恩，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目，不过香港片也更多吧
老罗越来越温和了：）
文/罗永浩
1995年，我在音像世界杂志上看到了一个图片非常难看的广告，广告里的产品是万燕VCD影碟机，"世界第一台家用VCD机"。
在看到这个广告的三个月之前，我刚刚用我在韩国工厂打工一年赚的血汗钱买了一台LD影碟机和十来张影碟。LD影碟通常要四五百块钱一张，并且没有盗版，所以我虽然一直都非常喜欢电影，但最后买的却都是摇滚音乐会的影碟。因为电影通常只能看一遍（一般说来），而音乐会的录像就可以反反复复地看。由于中国当时只有硬件没有软件的实际情况，这台倒霉的影碟机和我家里较早之前同样倒霉的录像机一样，在无奈的一生中，它们只播放过不到一百部录像片就寿终正寝了。这使得它们具有的一些特征，比如"超长寿命激光头"、"超硬耐磨磁鼓"等等，显得多少有点可笑。我常常胡思乱想，如果它们死后见到它们在日本一起出生的那些兄弟们，会不会觉得很没面子。作为一个名字叫做player的家伙，一生只play过几十个片子，这应该和一匹一辈子只有两个子女的种马一样窝囊吧。它们在一个富裕的国家里闪亮出生的时候，一定没想过等待它们的命运是到一个跟它们的祖国有宿仇的第三世界国家去一辈子播放那些翻录了几百次都开始掉粉了的劣质录像带或是没完没了地播放十来个差不多的演唱会录像吧？也许我那台录像机的命运比起LD机来，还算好一些（至少我觉得），毕竟在它一生播放过的一百来部片子里，有百分之七十是毛片。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互联网，因为担心自己刚买的LD影碟机又要被时代淘汰，所以我跟那些非常了解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前辈朋友们（他们都是传说中的"影音发烧友"。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非常讨厌"发烧友"这个词）到处打听这个号称是"世界第一台家用VCD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全都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这东西肯定没戏，因为它的画质还不如录像带呢。
我和他们一样，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画质还不如录像带"的破机器会彻底改变中国人有播放器却没有片源的尴尬局面。我只是因为听到行家们告诉我我的LD机不会被淘汰就放心了，然后在家里心满意足的，像个傻逼似的，反复play那可怜的十来张碟。
到了九七年前后，一直卖盗版CD和打口CD的天津八里台立交桥下的音像店里，突然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粗制滥造的美国最新影片的VCD。价钱从一开始的每部片子（通常是两张碟一部电影）五十块很快就降到了一百块钱四部（单买一张的话好像是要三十块）。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在VCD还是五十块一部片子的时候，都比较矜持地表示不打算购买这种画质很差的"最新技术产品"。何况那时候日系的电子厂商也都很矜持，对这个号称是"中国人自己开发的影碟机"产品都还没有跟进，导致市面上卖的只有那些看着膀大腰圆但用起来非常娇气的国产VCD机。到了一百块钱就可以买回四部最新的美国电影的时候，我们开始陆续投降了。以每部二十五块钱的代价看到最新的美国大制作商业片的快乐，使得VCD确实糟糕的画质变得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何况绝大多数的盗版VCD都制作得极其粗劣，让很多热衷收藏的人都感到没有收藏它的欲望，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大家互相换着看的习惯，于是支出变得越来越少了。在八里台桥下的那些音像店全盛的时期，很多店主会得意扬扬地说，"连崔永元和比白岩松都来我这个店淘碟，还有水均益……"我总是笑着回答，"打住！要是傻逼朱X也在你这里买，我就再也不买你家的恶心碟了。"
在伟大的DVD时代来临之前，我用一台丑陋的国产爱多VCD机看了将近一千部外国电影。和我同时期买该款机器的朋友们的运气都比我差得多，有些人的只看了两百部就歇菜了。在最终报废这台机器的时候，我为它活得够本儿，够得够够儿的一生感到无比欣慰。由于我的识货，在同样播放过很多毛片的VCD机里，它甚至有幸领教过Andrew Blake的全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在《环球银幕画刊》上看到过让·保罗·贝尔蒙多的一张生活照。照片上的他站在一面墙的书柜前对着镜头微笑。我起初以为他后面的书柜上都是书，后来仔细看才发现一墙全都是原版的故事片录像带。我当时想，这小子真他妈有钱啊，什么时候我也能有满满一墙的电影录像带就幸福了。
到了上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家里的VCD和DVD已经塞满两面墙了。和大家都能吃上鸡鸭鱼肉但是"放心肉"也不能让人放心的事实一样，和我们冬天都有温暖舒适的棉被盖但是很多棉被都是"黑心棉"制成的事实一样，和孩子们都有牛奶喝但是同时也喝下了三聚氰胺的事实一样，每一个被实现了的中国平民的梦想似乎都伴随着尴尬的一面： 跟贝尔蒙多老师家的区别是，我家里的几乎全都是盗版的。
我用一台丑陋的国产爱多VCD机看了将近一千部外国电影。 (104字)(带鞘的刀 2008-12-17 9:14 阅读 15)